在宝鸡市凤翔区柳林镇血池村，坐落着与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明确、规模较大，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秦汉时期国家大型祭祀遗址——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以下简称“血池遗址”）。该遗址曾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17年度全国田野考古一等奖”。

  血池遗址系秦汉畤祭考古遗存的重要发现，遗迹内涵丰富。雍城是秦人迁都过程中置都时间最长的都城，秦人在这里“蓄势”，进而向着“一统天下”的帝国征程迈进。长期以来，雍城考古工作人员逐步发现和确定了各时期多处遗存。同时，有关秦汉时期在雍城郊外举行国家“郊祀”或“畤祭”活动的场所——畤文化遗存也同样成为雍城考古工作的重要目标。

  200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合作开展“关中秦汉时期离宫别馆调查”项目，考古人员曾在血池村附近采集过零星建筑材料，判断其为一处汉代遗址，但当时未将其与畤联系在一起。

  随着雍城大遗址工作展开，考古人员于2015年对血池村东台地进行了初步勘探，仅在一处长约120米、宽约20米的台地发现祭祀坑34处，并钻探出1件完整玉器，至此雍城郊外的畤祭遗存的探索有了重要线索。

  以此次发现为突破口，2016年4月至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血池遗址进行了2000平方米年度发掘任务。随后，考古人员历经数年，对这处总面积达470万平方米大型遗址持续进行考古调查工作，共确认相关遗迹3200余处，为确定遗址范围、解决遗址性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支撑。

  “血池遗址距离雍城城址约12公里，且处在秦汉时期重要的水陆交通要道上，因首次发现于血池村而得名。血池遗址分布在雍山东西排列、南北走向的三道山梁及阳坡面，遗迹相对比较密集。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发掘发现雍山夯土台、血池祭祀坑、北斗坊祭祀坑、道路等重要遗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最重要的是，我们已逐步确认出该遗址所具备的祭祀属性，认为该遗址为由坛、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祭天地及五帝之固定场所——畤。”11月13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项目负责人田亚岐说。

  据考古人员介绍，“坛场”即夯土台及其周边场地。根据“夯土台”发掘点已有信息，结合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地貌、出土的板瓦与筒瓦，以及《史记·封禅书》等文献记载分析，血池遗址符合秦汉时期设置畤坛选址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的要求，而且也符合筑坛须有“封土为坛、除地为场、为坛三垓”的结构形式和规模。

  血池遗址数量最多的遗迹是排列密集的各类祭祀坑以及建筑遗迹。考古人员于2016年对中间峁梁上的祭祀坑进行集中发掘，目前已发掘出的祭祀坑可分三大类。

  “一类是‘车马’祭祀坑，这些祭祀坑存在相互打破关系，说明这里曾有持续的祭祀延续过程；另一类坑经调查勘探确认出的主要密集分布于‘坛场’南侧的峁梁上，绝大部分呈不规则形，坑内埋藏物均为马、牛、羊等‘献食’；还有一类是‘空坑’，数量极少，我们在考古现场采集土样标本，以检测是否存在文献所说‘血祭’的情形。根据遗址所在地血池村古地名判断，第三类可能与当时祭祀用牲的宰杀与采血场地有关。”田亚岐说。

  在对山梁高处的古遗迹调查中，考古人员发现多处夯土基址和战国至西汉早中期的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

  “由于血池遗址处在山坡上，遇雨冲毁，加之历代山地牧耕，整体建筑结构遭受破坏，但从其规模上可区分出从大型宫殿到一般小型建筑的不同等制，这与文献所记雍畤应有能够提供皇帝主祭的‘斋宫’、祠官常驻管理与祭具存放场所用途的建筑群落相吻合。”田亚岐说。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通过祭天礼仪以达到“与天滋润，强国富民”之祈愿。据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先后在雍都郊外设置鄜畤、密畤、吴阳上畤、下畤，使这里一度成为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场所。汉初，刘邦承秦制，在秦四畤基础上增设北畤，形成“雍五畤”祭祀系统。经过专家测算，血池遗址的年代属于秦末至东汉时期。  

  此外，秦汉时期的畤祭礼仪不仅本身蕴含着政治理念、哲学思想、传统规矩，而且对于古代祭祀制度演变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血池遗址发掘出了诸多与文献记载相符的“畤祭”文化元素，这不仅印证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也起到了历史时期考古学证史、补史的作用。血池遗址的发现填充了既往整个雍城遗址唯缺郊外以畤祭天遗存的空白，对于深化秦汉礼仪制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血池遗址的发现为雍城地区国家祭祀遗存的研究开启了发现、保护、展示利用新模式。今后，我们将以此为开端，对其余‘雍四畤’进行考古探索，加强对传统祭祀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田亚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