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出土“安陵令印”等封泥 居民墓地统一规划
汉惠帝安陵陵邑考古新成果发布
张闫遗址北发掘区全景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张闫遗址出土的部分封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出土的陶器组合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供图
“在张闫遗址发现的建筑基址，尤其是出土封泥，明确了该遗址是汉惠帝安陵陵邑的一部分，据此可认定西郭村墓地应是作为安陵邑居民的公共墓地来统一规划和使用的，这对研究西汉帝陵陵邑布局结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近日，考古专家向记者介绍了有关情况。
张闫遗址——
665枚封泥中多数为首次发现的实物
“该遗址大量封泥的出土，是继汉景帝阳陵陵邑封泥发现之后，陕西乃至北方地区汉代封泥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出土封泥时代明确、数量较多、种类丰富，绝大多数为首次发现的实物，为进一步研究西汉陵邑管理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考古研究部馆员张杨力铮介绍了张闫遗址项目发掘成果。
张闫遗址位于西安市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正阳街道张闫村，是汉惠帝安陵陵邑的组成部分。遗址所在属渭河北岸二级阶地，海拔445米，地形平阔，周边2公里范围内曾发掘出多处两汉时期遗址、墓地。2023年至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该遗址展开工作，清理房址、灰坑、水井、道路、壕沟、墓葬等遗存，厘清了该遗址自西汉时期聚落址——东汉、晋十六国、北朝、唐宋时期平民墓地——清代建筑址及平民墓地的演变沿革脉络。
“最重要的发现为西汉时期聚落址及出土封泥。”张杨力铮告诉记者，665枚封泥集中发现于18座灰坑中，多与阳陵陵邑出土C式封泥相同，少量背部见有竹、木检痕或封压囊类软物痕迹。印文内容包括安陵邑属官、专门机构、县以下基层组织、私印等，多为首次发现的新见品，其中以安陵邑属官、县以下基层组织最多。所见安陵属官有“安陵令印”“安陵丞印”“安陵右尉”“安陵置尉”等；专门机构均与仓储职能相关，如“少内”“库印”“仓印”“厩印”等；下辖乡名见有“西乡”“中乡”“北乡”“都乡”等，以“西乡”发现最多。
“作为汉惠帝安陵陵邑的组成部分，张闫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是西汉帝陵考古，特别是西汉陵邑考古的重要发现，对于西汉陵邑规模、分区、内涵等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张杨力铮指出，根据发掘资料推测，张闫遗址应为安陵邑下辖的乡一级建制聚落，这一等级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目前是极为罕见的，因此也是非常重要的，对研究秦汉时期基层社会机构的设置、管理及经济、文化等奠定了基础。结合遗址内发现的东西向大道，用其串联周边其他汉代遗址或墓地，有助于构建安陵邑周边遗存的格局脉络，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关中地区汉代乡邑制度研究走向深入。
据了解，遗址发现的聚落由道路与水利系统、居址、手工业遗存、儿童葬等要素构成，时代自西汉早期延续至西汉晚期。聚落内部以道路或壕沟分区，其中一条宽41米的东西向道路横贯遗址；居址有半地穴及地面式房址两类共80座，地面式房址成排规整布局，最大一处院落式房址面积达960平方米；密集的灰坑、水井围绕居址分布，手工业生产种类见有制陶、铸币等；儿童陶棺葬集中分布于道路两侧。
陵邑居民公共墓地——
700余座墓葬出土随葬品4000余件
2023年11月至2024年11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西郭村发掘了一处秦汉时期墓地，东南距汉惠帝安陵封土约2.5千米，西距上召窑秦陵约3.5千米。墓地规模较大，遗迹丰富，共发现墓葬700余座，出土不同材质随葬品4000余件。墓葬形制包括竖穴土圹、竖穴墓道洞室、斜坡墓道洞室墓三类，其中竖穴墓道土圹墓发现数量极少，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竖穴墓道洞室墓基本以土洞结构为主，仅有少量砖室结构，整体规模较小；斜坡墓道洞室墓以土洞墓为主，另有少量砖室和空心砖室结构。
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分析，整个墓地主要使用时代从战国晚期延续至东汉时期，以西汉早、中期最为繁荣。其中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主要分布于墓地西北部，西汉早、中期墓葬分布于墓地中部，西汉晚期墓葬至新莽墓葬分布于墓地东部，呈现出西早东晚、北早南晚的埋葬格局。
“该墓地两汉时期的墓葬，距离张闫遗址约1km，此前在张闫遗址发现的建筑基址，尤其是出土的数百枚封泥，明确了该遗址即为安陵陵邑的一部分，西郭村墓地应为安陵邑居民的公共墓地。”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柴怡表示，西郭村墓地西汉时期墓葬具有完整的围沟，是近年来发现的较为少见的布局完整、鲜见打破关系的围沟墓地，是研究西汉小型墓地布局、家族聚落形态的新发现，为揭示西汉安陵邑居民来源、西汉时期的聚族葬、地缘政治向血缘政治的发展确立提供了新视角。
另外，根据此次发掘墓葬的数量，并结合以往的工作成果，柴怡推测安陵邑西侧公共墓地为一处墓葬数量在3000座以上的大型墓地，墓地的大小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安陵邑居住人口的数量及繁荣程度。（记者张潇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