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农民工调查:50后告别打工 90后不远赴他乡
本文来源: 陕西日报 2017-03-20 11:28:01 编辑: 孙霄雨sn
“农民工”这个称谓对于这群“90后”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一方面,他们户籍仍在农村,背井离乡,“农民工”这个身份无法抹去;另一方面,他们早早在城市落脚,工作安家,有着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方式,农村之于他们已然陌生。

“50后”:告别半生打工

“干不动啦,盖完这栋楼就再不接活了。”租住在西安市韦曲南街道西寨村一处不足10平方米的屋子里,今年59岁的瓦工张建柱说。
屋子里陈设简陋,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个表面斑驳、堆放着杂物的木桌,没有暖气。张建柱从角落搬出一把椅子,用抹布掸去上面的灰尘,示意记者坐下聊。这一天是3月12日,正值雨天,工地暂时停工,张建柱有了难得的休息时间。
从1977年至今,除了偶尔回家探亲或帮着妻子务农,张建柱一直在西安、渭南的各处工地上奔波。这一次,他准备回家了。
打工再也打不动了
张建柱的建筑工人生涯是从集体时代开始的。1975年,初中毕业的张建柱成为渭南何刘乡人民公社建筑队的一名小工,一天记10个工分,拿4毛钱补助。
建筑队的活不是每天都有,张建柱一边和妻子打理着包产到户的土地,一边做了些小买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一个跑到渭南城里做包工头的同乡的鼓动下,张建柱也脱离集体建筑队进城了。
这一步,让张建柱迈入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进城务工。在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成为张建柱们的新身份。由于文化程度较低,踏实本分,男性进入建筑工地,女性进入家政行业,成为第一代农民工最多的职业选择。
从挖土方、搬砖、扛水泥等最基础的事做起,张建柱渐渐成为瓦工。他辗转于渭南和西安之间的多个建筑工地,一砖一瓦垒砌起一栋栋办公楼、学校教学楼、百货商场和民用住宅。
早晨7时上工,中午1个半小时吃饭休息,晚上6时半收工。只要有活干,又不是雨雪天,张建柱每日坚持着这样的生活作息,每过一两个月,将积蓄送回家。2016年全年,妻子拿到了张建柱挣得的4万块钱。
到了张建柱这样的年纪,很多农民工开始告别城市。
5年前,张建柱本已打算回家种田养老。“给儿子在农村盖了二层新房、娶了媳妇,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可回去待了两个星期就待不住了。“每天看不到收入,心里发慌。”
现在,张建柱觉得自己真的老了。
“前些年交通不便的时候,走路回家,一走就是四五个小时,也不觉得累。有时几天不干活还感觉浑身不舒服。现在不行啦,撑不到半天就腰酸背痛得厉害。”张建柱笑了笑,点了根烟。
老了的不是张建柱一人。改革开放近40年,第一代农民工很多已年过六旬。黑发变白发,身体渐佝偻,他们再也不是建筑工地上不畏寒暑的青壮年,或工厂流水线上手脚麻利的女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的70%以上,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表明,以“50后”为主体的第一代农民工,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回去要是光种地,一年也就几千块钱收入,和打工相比相差太大。”张建柱没缴社保,自然没有养老金。他寻思着回家做些养殖业生意,以维持后半生的生计。
张建柱也注意到,目前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多集中在40岁以上。“年轻人不愿意干这个。我家儿子高中放暑假的时候,曾经跟着我做了几天活,说再不来这地方了,上工时间太长,太累。”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罗丞表示,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年轻人不愿问津,建筑行业劳动力逐渐短缺。而行业本身也在技术升级,或面临劳动力日益老化、新技术乏人驾驭的两难困境。
打工打出了一身病
相比张建柱,一些农民工告别打工的原因更为无奈——疾病,特别是职业病。“中国职业病的核心是尘肺病,而尘肺病的核心是农民工尘肺病。”在《2016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中,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发起人王克勤写道。据了解,农民工在尘肺病患者中的比例高达90%。
年近50岁的李彦江,4年前被诊断为尘肺一期。自此,打工27年的他离开矿山,接受肺灌洗治疗后,回到商洛市镇安县米粮镇界河村的家中休养。中途他也曾尝试到建筑工地做小工,但由于身体不适无法坚持。如今,他已经承受不了任何重活,家庭主要经济来源靠妻子在外打工以及家里小麦和土豆的收成,已经负债近3万元。
李彦江只是界河村980户家庭中130余名尘肺病患者中的一个。据大爱清尘基金陕西工作区提供的资料显示,在1986年至1990年外出务工高峰期间,界河村外出务工的人首选河南省三门峡市的金矿,此后部分人转往山西省晋城市、大同市、临汾市等地的煤矿,以及河北、内蒙古两省区的铁矿、煤矿。村民们踩着村南、村北仅有的两条水泥路,走出秦岭,谋求生计。
“去的都是小规模矿山,没和矿上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接受过培训,不懂得什么劳动防护。”李彦江说。
大爱清尘基金发布的《2016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中提到,起初,无论是矿主还是农民工,都缺少职业卫生防护意识。伴随着时代的发展,2001年《职业病防治法》对生产作业提出了明确、严格的规范要求,一些工厂改进了技术,也会定期体检。遗憾的是,很多农民工早已深受粉尘之害。
为此,罗丞形容第一代农民工为“失落的一代”,他们的打工之路被打上诸多制度不完善的时代烙印。
2013年11月,国务院发布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尘肺病的预防与救治力度”,改变了尘肺病问题长期被忽视的被动局面。
2016年1月,国家卫计委、发改委、科技部等十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将尘肺病农民工纳入大病保险病享受低保救助等一系列的具体工作要求。王克勤认为:“这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尘肺病农民工问题奠定了基础”。
打工一生也有自豪
“你看,这是渭南的邮电大楼家属院,这是临潼兵马俑附近的商店……”在城里做建筑工人35年、去年被儿子接到城里家中安享晚年的刘天仁翻出照片给记者介绍。回家之前,他跑了几个城市,给自己参与修建的工程拍了20多张照片。“可惜有些当年在郊区建的,已经在城市扩建过程中被拆掉了。”
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一样,因为亲手搭起一根根钢筋铁骨,亲眼见证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刘天仁对打工时待过的城市有着特殊的感情。
相比在老家种田,刘天仁觉得这些年在城里“真正是长见识了”,特别是从沉默寡言渐渐注意和人交往,精心维系和包工头以及工友们的社会关系。“有时候,在一个城中村待得久了,和当地村民也混熟了,经常会有人喊我去家里吃饭,有时候甚至感觉在城里比在家乡还吃得开!”
刘天仁并不介意被称呼为“农民工”,他把打工看作自己的立身之本。“我觉得打工是最稳当的,打一天工就有一天的钱。不像做生意,起起伏伏,红火的时候挣钱,亏损倒闭的风险也很大。”
让刘天仁最欣慰的是,打工的收入帮助他撑起了家里的大半个天。他有个巴掌大小的黑色软皮记账本,几乎一天不落地记着自己的收入和开销。这些年,靠着刘天仁节余下来的钱,远在老家的妻子和三个儿女不必为衣食和读书发愁,尽管也曾经历过工资被拖欠的苦恼——“最不安的一次是1996年过年,直到腊月二十九才从包工头手中领到工钱,赶在除夕之前回到了家中。”
“那么长时间一个人在外,确实可怜。还记得那年么,他得了病没跟我说,还带我去西安逛了一圈。”坐在一旁的妻子眼眶有点发红,抹了抹眼睛,提醒刘天仁。
由于常年饮食不规律,刘天仁42岁时患上了胃病,一发作起来就疼痛难忍,便怀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想起妻子从未去过县城以外的地方,也从未坐过火车,他带着妻子到西安玩了四五天,逛了近10个景点,把妻子送回家后的第二天才住院检查,所幸身体并无大碍。
“在外打工的人,酸甜苦辣都尝尽了。”刘天仁继续翻着那20多张照片,忍不住感叹。双手因为长年累月接触砖块、水泥,很是干燥粗糙,且留下多处裂痕。然而,刘天仁的眉宇间却始终带着笑意。(陕西日报记者 康传义 见习记者 孟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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